如果靈魂可以描繪: 抽象藝術的百年旅程與Pascal的東方轉化

2026-02-23

十九世紀是工業革命的時代。蒸汽機、鐵路與城市化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係;科學理性逐漸壓過宗教權威;達爾文動搖了創世論。世界似乎變得更清晰,也更冷峻。

 

與此同時,攝影出現並逐漸成熟。當相機能更準確地再現眼睛所見,繪畫的意義還剩下什麼?

 

在這樣的文明轉型中,藝術家開始思考另一個問題:

如果世界不再由宗教詮釋,那是否存在一種「隱藏的精神秩序」?

當具體影像紀錄被攝影取代,不可見的精神是否可以描繪?

抽象藝術便誕生於這樣的文明轉折與探詢之中。

一、工業時代的精神焦慮:神秘思想的回流

 

十九世紀下半葉,海倫娜.彼得羅芙娜.布拉瓦茨基(HelenaPetrovnaBlavatsky,1831–1891,生於俄羅斯帝國貴族家庭,早年旅行於印度、埃及、西藏等地,1873年移居美國,1875年於紐約創立神智學會,1880年代定居倫敦)創建神智學(Theosophy),主張宇宙存在一種隱藏的精神秩序,人類透過象徵與幾何,可以逐步理解這一結構。她的《秘密教義(Thesecret doctrine)》在歐洲藝術圈廣泛流傳,其中提出:

•           可見世界只是更高層精神結構的投影

•           宇宙具有進化性的精神秩序

•           幾何與象徵形式可以揭示宇宙真理

 

她在紐約創立神智學會,但真正讓思想擴散的是倫敦。而倫敦與巴黎,正是當時藝術思想的核心。抽象藝術的種子,在這裡被埋下。

 

二、戰爭之前:抽象作為宇宙秩序

 

1.阿夫.克林特:在戰爭陰影下的精神圖像

希爾瑪.阿夫.克林特,《十幅大畫》,屬於《為神殿而作的畫》系列,1907年,蛋彩與紙本裱貼於畫布,約328 × 240 公分(每幅)。

希爾瑪.阿夫.克林特(1862_1944,生於瑞典),自青年起便參與通靈與神智學活動,1906年開始抽象系列,代表作為《為神殿而作的畫》系列,共193件,以螺旋、橢圓、花朵、字母與符號形構人生不同階段的精神演化圖譜。2018年紐約古根漢美術館為她舉辦《Paintingsfor the Future》回顧展,吸引上百萬人觀展,被視為現代藝術史的關鍵重寫者。

 

她的作品誕生於戰爭前夕,卻像是另一個維度的宇宙圖解。這一代抽象,是對工業化與戰爭焦慮的精神回應。

2.康丁斯基:精神的震動

瓦西里.康丁斯基,《第七號構圖》,1913年,油彩畫布,200× 300 公分。以爆發式色彩與動態線條構成強烈的精神場域,抽象在此成為內在震動與靈魂力量的視覺形式。
瓦西里.康丁斯基,《同心圓方格》,1913年,水彩、廣告顏料與蠟筆紙本,23.8× 31.4公分。以不同色彩組合實驗色彩之間的對應與情緒張力,呈現他對色彩精神性的研究。

瓦西里.康丁斯基(WassilyKandinsky,1866 1944,生於莫斯科,1896年赴慕尼黑,1911年出版《論藝術中的精神性》,1922年任教包浩斯)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,寫道:「色彩能震動靈魂」。

 

他把抽象視為精神語言,以探索色彩、形式與音樂之間的精神與情感聯繫聞名。這是一種對工業文明的反擊——機械世界之外,仍然存在內在震動,在二十世紀初徹底改變了繪畫的語言與目的。

3.蒙德里安:秩序對抗混亂

皮特.蒙德里安,《紅藍黃的構圖二號》,1930年,油彩畫布,約46 × 46公分,典藏於德國慕尼黑倫巴赫美術館。以垂直與水平線條與三原色建立嚴謹比例結構,他將神秘思想轉化為理性視覺語言,彷彿在動盪年代中建構一個精神秩序的模型。
皮特.蒙德里安,《百老匯爵士樂》,1942–1943年,油彩畫布,127× 127 公分,典藏於美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。色塊與節奏式排列呼應紐約城市脈動,幾何秩序在此轉化為動態節奏,展現其晚期抽象語言的轉向。

皮特.蒙德里安(Piet,Mondrian,1872–1944,生於荷蘭,1912年移居巴黎,1917年參與《風格派》運動,1940年因戰爭移居紐約)在歐洲動盪之時,選擇了極端簡化。他發展出「新造型主義」,以垂直與水平線條象徵宇宙對立原則——動/靜、上升/延展、精神/物質,以紅黃藍三原色代表純粹本質,企圖在混亂世界中建立精神平衡的視覺結構。

 

三、兩次世界大戰之後:抽象作為存在的提問

 

兩次世界大戰徹底改變了抽象藝術的精神方向。如果說二十世紀初的抽象藝術,仍相信宇宙存在某種隱藏秩序——無論透過神智學、幾何結構或色彩震動——那麼戰後的藝術家已難以維持這樣的信念。

 

集中營與原子彈,使「進步」「秩序」與「理性」這些字眼顯得脆弱。問題不再是宇宙如何運作,而是——人如何在一個動盪與破碎的世界中存在?

 

抽象藝術的重心,於是從宇宙藍圖,轉向存在經驗。

1.巴尼特.紐曼 —— 崇高與人的尺度

巴尼特.紐曼,《VirHeroicus Sublimis》(《崇高的英雄人》),1950–1951年,油彩畫布,242.2 × 541.7公分,典藏於美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。本圖為2010–2011年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「抽象表現主義:紐約大畫面」展覽現場照片,攝影:ThomasGriesel。作品以巨幅紅色畫面與數道垂直線構成強烈場域。

巴尼特.紐曼(BarnettNewman,1905–1970,生於美國紐約)在1948年發展出「Zip」形式,1950年代成為抽象表現主義核心人物。他提出一個重要觀點:藝術不應追求「美」,而應追求「崇高(TheSublime)」。

 

在他看來,崇高不是宗教奇蹟,而是人直面無限時的震撼感。他在巨幅色面畫中加入一道垂直線——他稱之為「Zip」。那不是裝飾,而是一種存在的標記。紐曼希望觀者不只是「觀看」畫面,而是在畫前意識到自身的尺度與存在。在他這裡,抽象不再描繪宇宙秩序,而是創造一種直面存在的情境。

2.馬克.羅斯科 —— 基本人類情感

美國休士頓羅斯科禮拜堂(1971年啟用)內部空間。

馬克.羅斯科(MarkRothko,1903–1970,生於拉脫維亞,1913年移居美國,1940年代後期發展色域繪畫),1971年休士頓羅斯科禮拜堂開放,羅斯科在此將抽象繪畫轉化為沉思場域,使藝術不再只是圖像,而成為一種直面自身的存在經驗。他關心的是「基本人類情感——悲劇、狂喜與毀滅」,抽象在此成為情感的極簡形式,是人面對虛無時的內在回應。

 

羅斯科的色塊看似簡單,卻刻意放大至包覆觀者視野。他希望觀者靠近觀看,讓色彩形成一種沉默的心理空間。

 

抽象不再回答宇宙是什麼,而是讓觀者感受「自己在場」。

 

四、二十一世紀:處在西方與東方之間的Pascal

帕斯卡.凡德葛瑞夫,《萬事恰到好處》二,2024,227x165x22公分,環氧樹脂、壓克力漆、變色龍漆、亞麻畫布。作品以垂直懸掛的折面結構取代傳統矩形畫布,使色彩不再停留於表面,而在折痕與空間中產生節奏與反射。

帕斯卡.凡德葛瑞夫(Pascalvan der Graaf,1979年生於荷蘭多德雷赫特,2016年移居台灣)成長於戰後歐洲成熟的抽象體系。抽象對當時的他而言,只是藝術語言的歷史發展。

 

但在台灣,他接觸到與歐洲截然不同的環境——「氣」與能量不再是抽象概念,而是日常理解。這使他的創作從具象再現轉化為身體與精神的傳達。抽象在此不再只是結構問題,而是內在狀態的呈現。

 

源於十九世紀末的抽象,是對工業文明的精神回應;

二十世紀戰後的抽象,是對戰爭創傷的存在探索;

二十一世紀,在Pascal 的創作中,抽象成為跨文化理解之後的實踐形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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